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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經緯是紀錄片《音樂人生》的導演，電影拍攝歷時6年，紀錄了音樂神童黃家正由11歲到17歲的人生起伏。張經緯本身也是演奏出身，由11歲到26歲一直拉大提琴，是香港小交響樂團（小交）的創團樂手，曾經夢想做馬友友。放棄拉了15年的大提琴，他說是因為從拉小提琴的太太身上明白到什麼是「才能」。張經緯舉實例，他跟太太在同一個大學樂團演奏，樂隊亂了，他就只知道亂了，但太太會知道亂在何處，為何會亂，而且會想到解決方法，這是張經緯所說的音樂才能。「又例如，貝多芬據說可以聽一首樂曲一次就能默寫樂譜出來，我太太不是貝多芬，但她聽到好聽的音樂，反覆的聽，也能默寫出來，我就沒有這個才能。」我問張經緯，《音樂人生》的主角KJ（黃家正）有沒有這個才能，他答﹕「有，當然有。」

張經緯是土生土長的荃灣人，母親是教師，父親是遠洋貨輪的船長，家境小康。張經緯說他的家庭很自由，也很隨便，讀的小學不算出名，新移民比較多，但母親選學校時覺得老師比較親切，就沒有選區內的名校，結果張在小一時胡裏胡塗地考過一次第一名。張的母親會在教會詩班彈琴，也想兒子學點音樂，但張經緯小學時卻對音樂沒有興趣，彈大提琴是升了中一之後的事。張經緯承認自己比較幸運，一直以來要學音樂、拍電影，家人都由他自由發展，沒有給他任何壓力。

「我 11歲就讀中一，去報考音統處的樂器班，問我想玩什麼樂器，我也沒概念，隨便選了小提琴，卻獲分配了大提琴。我也沒所謂，就開始上樂器班，參加他們的樂隊和音樂營，迷上了音樂。」張經緯說他很不喜歡香港的教育，在音統處時很投入拉琴，在家中是個乖孩子，在學校卻是非常頑劣，操行零分，老師會指着他大罵﹕ 「你沒前途的，你拿着這個劣迹斑斑的成績表出去一定找不到工作。」

為了讓孩子操行有改善，母親讓張經緯由區內一家男官中轉到另一家男官中。因為轉校，張經緯進不了理科班，被迫入讀不喜歡的商科班。「我想留班來轉讀理科，校長也不批准。我記得我本來也頗喜歡經濟學，當時有個老師教得不錯，重點筆記也準備得用心。」但張經緯舉了一個他對讀書反感的經驗﹕「那時有課書，講一家公司本來在『short run』，然後增添了一些資產，就變成了『long run』。我問老師，例如買了幾部冷氣，難道公司就會變成『long run』，老師卻沒有解釋，反而叫我不要多想，把內容記熟來考試就可以了。」我想起《音樂人生》有一幕，主角KJ（黃家正）為學校合唱團的演出伴奏，表演結束有個家長走過來讚KJ的琴彈得好，問他鋼琴考到第幾級，KJ呆了一下，很唐突的應道﹕「這種試我從來都不考。」

受不了填鴨式教育

因為不喜歡香港考試為本的教育，張經緯就決心升讀當時即將合併為演藝學院的香港音樂學院。「演藝最初先有音樂和舞蹈兩個學系，我是首屆學生。」張經緯說。「政府當時其實不想搞演藝，覺得每年出那麼多學生，到時他們沒出路就麻煩，但馬會財大氣粗，捐了錢建了硬件就要政府來營運，沒有周詳計劃。」

張經緯是同屆唯一一個主修大提琴演奏的畢業生。香港管弦樂團（港樂）早已成立，根本不可能大量吸收演藝的畢業生，張經緯考不入港樂當全職樂手，只能受聘為兼職自由人。演藝的畢業生就組成了小交，張經緯當上了小交大提琴的副首席。「小交有份正職，有時又為港樂演出，然後又在女拔萃小學教琴，收入相當不錯。其實在香港玩音樂，生活條件一點都不差。」張經緯過了4年的全職樂手生涯後，覺得很納悶，就決定到紐約進修碩士，他樂團的團友卻向他澆冷水﹕「讀碩士有何用？幾年後回來，你還不是又坐在我的旁邊拉琴。」張經緯說，90年代初的香港很好景，地產股票日日升，樂團當中有些樂手，為了供樓努力賺錢，連夜總會演奏也做，有個考進了港樂的舊同學，說當樂手的收入還不及炒股票。「你要知道，港樂的薪酬是世界級的，所以我去紐約讀書，其實是放棄了賺錢機會。」張經緯說。

在紐約放棄15年的大提琴

張經緯讀音樂的地方是紐約市立大學的Brooklyn College分校，在這裏他認識了一位日本女同學。張經緯是學校樂隊的大提琴首席，女同學是小提琴首席，大家一起演奏一起上課，很快就結了婚，也就此決定放棄音樂。張經緯說﹕「我拉琴10幾年，都沒有得過什麼獎項，最好的當不上，最差也算不上，我26歲時參加了人生最後一個音樂比賽，也不是什麼國際大獎，是學校的比賽，結果我還是落敗了，太太卻有獎項。所以就決定放棄了當樂手，太太也支持我的決定。音樂佔去了一個樂手的很大部分時間，以往每天拉8小時琴，放棄也不容易，但放棄了對我來說卻是一種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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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經緯說他拍人的多，自己很少入鏡，唯一找到這張，照片攝於《歌舞昇平》的外景拍攝，指著DV機螢幕的是他本人。

放下樂器，張經緯就開始接觸音樂之外的科目，報修哲學。學校有哲學論文比賽，他參加了還得了獎，去領獎時卻發現主修音樂不合獲獎資格。然而，美國的學習自由是偉大的，老師教他申請轉修哲學，然後領取獎學金。他後來又選修電影製作，用超8 菲林拍短片功課，鏡頭是一個在書桌寫字的女生，拍攝地點在家中，演員是他的太太。張經緯憶述﹕「當時只有像麻將枱的燈光，我在家中搞了一個晚上，拍了出來卻意外地震動了整個校園。大家都來看，覺得這個鏡頭拍得很美，難以相信是沒有專業燈光拍出來的超8片。我開始嘗到音樂以外的滿足感，也開始逐步選修更多與電影相關的學科。」

02年，張經緯的習作短片Farewell Hong Kong講香港回歸，入圍了Sundance電影節成為競賽作品。「美國人不理康城、威尼斯，Sundance卻是整個月每天都有大量報道。作品入圍，成了紐約市立大學的一件光榮盛事，學校又給了我一筆獎學金，讓我到Sundance參展，這次我又由哲學系轉成主修電影。我當時還參加了中港台『電影神話劇本創作比賽』（楊紫瓊、李安、張藝謀等為評審），得了優異獎，心想回港發展，畢業與否對我來說已沒所謂。學校發覺我來了10年都沒畢業，反而緊張起來，他們希望得獎者畢業於本校，怕我一走了之，但我一直沒有修導演和編劇課，未合畢業資格。學校唯有讓我以自主研究方式取得學分畢業。」

仍能反抗 壓力就不大

回到香港，張經緯的舊同學已成了校際音樂節的總監，他獲邀去看這些學生比賽，就此發現了《音樂人生》的主人公KJ。「我覺得這群學生很有趣，其實最初拍了 10幾個學生，由幾歲到10幾歲，過了幾年繼續跟進了3個，當中還有香港人比較熟悉的張緯晴。」何榮宗問，KJ的故事是不是最接近導演的個人反照，張經緯不置可否，反正結果他就只選了KJ來完成紀錄片。電影中的KJ有着天才的狂傲，激動起來會說男校（他讀的是男拔萃）幾乎每個學生都會私底下說的四字真言。電影在台灣和大陸公映，大部分觀眾都對電影讚賞，卻有小部分批評KJ的品性欠佳。不過張經緯說，只有KJ一個，是他由此至終都以正面眼光看待的孩子。

「你試想想，這些孩子未夠10歲就成名，對名利和成就是不可能好好掌握，他們在台上台下都發出明星光芒，一定有父母和老師的悉心照顧和策劃，不可能純粹是孩子自己的造化。早前我上羅乃新（港台音樂節目主持，KJ的啟蒙老師）的節目，她就談到這些神童與家人、老師之間的衝突關係。」我問張經緯，他眼見的KJ是不是受着很大壓力，張經緯答得有點玄﹕「最高明的壓迫，是受壓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受壓；次一級的，是自知受壓卻沒能力反抗；能知道自己被壓迫，而且還可以反抗，壓力會大到哪裏？」言下之意，似乎家庭關係不和諧、和躁動自我的性格，反而為KJ打開了個缺口，令他比其他的音樂天才，活得更自由自在。

張經緯說他回到香港就一直專心走導演的路，雖然不時仍有人找他拉琴教琴，他都謝絕了。他的《音樂人生》終於有機會下月在香港戲院上正場，手頭有一部演藝發展局資助的紀錄片臨近完成，講的是一個拿雙程證來港產下兒子的福建女人的故事。他說KJ和他以前拍的綜援戶，其實都是生活在邊緣的人，他喜歡拍邊緣人的故事。「香港觀眾還未有看紀錄片的文化，不了解紀錄片也有很多可能性。『紀錄片』三個字甚至是票房毒藥，用『人物傳記』來包裝可能好一點。」張經緯說。

問
公園仔：別人稱他人為博客，他自稱是兩貓女的爸
何榮宗﹕：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畢業，研究人類學，教書為生

答
張經緯：02年回港開始拍紀錄片除完成了《音樂人生》，其間還拍了一部講綜援家庭的紀錄片《歌舞昇平》，他為許鞍華的寫的《天水圍的夜與霧》劇本，獲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最佳故事獎」。作品介紹及預告片，可瀏覽﹕http://c3kings.blogspot.com

原文刊於2009/06/28明報星期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