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遺補與系列小結

訪問宋以朗，友人讀後頗有意見，認為八卦事說得不湯不水，張愛玲的談得太少。

八卦事多說無益，友人的批評不無道理。至於張愛玲，因為我本身認識粗淺，勉強不如藏拙，倒是一開始訪問就表示不能多談。這一點宋以朗也同意，他說：「如果談張愛玲，我又變成人肉錄音機了。」我訪問前大致重讀了存在《東南西北》的三十餘個訪問，的確發現後期宋以朗以遺產管理人身份的訪問，有頗多重覆，例如都必定問他兒時見到張的印象之類。

雖說不談張愛玲，但張的新書還是蓋滿了客廳的半張餐桌，都是出版商送來的簡體版新書。

我想當然的以為張的人和書都比較大膽先進，內地版大概會有所刪減，要原汁原味應買繁體版吧。宋以朗卻說，簡體版字數不一定就會少，有時反而會多了字。原因是有些字的手稿看不清楚，繁體版會開空方格，內地人手資源充裕，會花功夫找當年的書刊來對照，又會找專家來猜字，所以結果是字數反而多了。這是個不大不小的意料之外。

宋以朗早期接受訪問，絕大部分是因為他的主理《東南西北》網誌著名，07年《色‧戒》上映，他成了張愛玲遺產管理人，訪問內容則全面向有關張愛玲方面傾斜，不少訪問甚至由文化界名人親自操刀。因為新書出版接受訪問，出席各式各樣的出版活動，以至擔任與張愛玲研究有關的講座，宋以朗接觸到以往從來沒有來往的中港台出版業界和文化界人士，我問他這些人物在兩岸三地之間的差異。宋以朗如常的避免有太多的主觀形容，而且都提出一些你我都可能觀察得到的客觀事實來說明。

以當日的訪問依序為依歸，先談台灣。

台灣

台灣人是非常現實的，文化人是一份工，某段時間大家都做差不多的工作。當時得令的是某個議題，比如今期是張愛玲的《小團圓》首發，有名的作家每人都會寫一篇，可以寫得很長，寫數千字，寫完了整件事就放開，然後再投入下一輪寫另一個作家、另一部作品，熱潮過後完全不會再跟進。

香港

香港的文化格式有很多限制，文化人發表的渠道主要在報章的專欄，平均只有600字，比如有興趣談張愛玲的那一群作者，可以每日都寫，連續寫三個星期都可以。但每日寫不是一氣呵成，也不能要求讀者一定有讀過之前談過的內容，結果是每一篇都從頭開始，談得比較片面。就算你能寫數千字也沒用，因為除了報紙，好像就沒有太多其他合的適場所去發表這類文章。就如做訪問，JET也來訪問過，也搞不懂他們為甚麼要來。

內地

大陸的優勢是從人口多變出來的，比如當編輯，聽說內地每年有600萬到1,200萬大學生找不到職業，但比較有聲名的出版社可能每年只招聘一、兩個新人，他們可以精挑細選最優秀的人才來加入這個行業，不難找到一個半個精英，花兩千可次請到一個很優秀的人。這是職業文化界的情況，但在業餘的世界，內地也有些網民，隨時可以寫8,000字的評論，這是香港和台灣沒有的現象，這亦是大陸人多的優勢。

地方大也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寫好了的文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報刊上轉載，可以一稿多投，相反在香港和台灣，往往只在某一報刊刊登，頂多日後結集成書。

然而這一不是說內地就一面倒地好，人多競爭就自然激烈，背後就有明顯利益問題。例如某某評論家說宋以朗不應該出版某本書，也不應該當張愛玲的遺產管理人，這些工作應該交由專家組成的專家團共同去修訂、決策。然而若從這方向想下去，不禁會令人懷疑，是不是他本人就是想當這個專家團的團長。

《香港仔寫真》原意不是訪問香港名人，也沒能力為文藝服務，有時遇到了藝術家和較有名氣的受訪者，也盡量想避重就輕，想他們放下金漆招牌，多談一點日常生活，我希望從他們的生活當中，可以學習到一些人生智慧，作為我花時間訪問和寫稿的額外津貼。曾特首說他是典型地道的香港仔，據說勤奮、靈活，處事講實際講效率諸如此類就是香港仔的特質，我每次聽到這類刻板的形容就感到渾身不自在。沒錯這可能是香港人的普遍特質，但這種特質實在沒有必要一再強調和強化，因為這些特質最終都只是通往一個符號－－「＄」，the dollar sign。這樣的香港仔很可憐，急不及待的告訴市民金融海嘯已過的官員也很可憐。

我和何榮宗訪問過的人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仔，唯獨是編輯建議訪問的宋以朗是長期旅居美國的人，我問宋以朗覺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仔，他也搖頭不能認同。我問他跟其他香港人有甚麼分別，他說：「香港人很奇怪，比如出外吃飯，吃完問你好不好食（好不好吃），香港人會答：『抵食』（白話的意思應該是『值』吧）。」根本是答非所問。好不好，是自己受用；抵不抵，就是那個dollar sign。回想起來，我們訪問過的人，都不一定一味勤奮，有些還頗懂享受生活，會沉迷興趣，他們也不一定靈活講實際，有些甚至頗為傻瓜，相當頑固，用洪清田的說法，他們都算得上是非典型香港仔。

這段自我介紹多了一個「人」字，錯了很多期都不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