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誕前夕,我跟謝老師聯絡上了。謝老師在我小學時當了我三年的班主任。上一次跟她見面,是五年前的結校晚宴。明明是殺校前的最後晚餐,婉委的把它說成結校。從此,回訪自己的小學母校變成了不可能的事。事實上,回到母校固然不再可能,甚至母校位處的那個屋邨也已整個被消滅了。
我不是個好學生,最初畢業幾年,隔年還會回校看望老師。及後,幾年才一次。到近十年,連舊同學的聯繫也斷了。上次結校晚宴結束,我跟謝老師一起乘巴士回南區,還跟她交換了電話,五年來卻沒有再跟她聯絡了。
謝老師當時對殺校深感無奈,她離退休年齡還有數年,可是像她那樣臨近退休的老師,殺校之後很難再另覓新校任教,她已作好提早退休的打算。
數月前我在facebook跟一位兒時友伴重遇了,我們相識在入讀幼稚園之前。重逢是件奇妙的事,兒時住的貧民木寮屋,附近是漁船船廠,現在成了一個呎價逾萬的豪宅屋苑。因為這位兒時友伴,我又重新跟小學同學聯絡上。
我就去約謝老師,找她出來跟同學們聚舊。還好謝老師沒有忘記我,也沒怪我五年來都從未給她問候。跟她一通電話,一談就談了個多小時。
人到無求品自高
我們的小學是教會學校,謝老師說她要感謝天主,讓她意外地在殺校後,新學年開始前就馬上得到一份新教職介紹,要她到元朗一家兩年後將會「被殺」的村校任教。一所行將被殺的學校,一般老師都會嫌棄,但謝老師卻很珍惜這機會。她在我母校被殺前,還剛去中大進修,通過了基準試。如果就此提早退休,進修的努力就有點白費了。
謝老師由原來的南區跑到元朗去教書,恐怕很辛苦吧。她說要用三段車程才到學校,不過公路便捷,最快可以一小時內可到學校。教學也不算辛苦,人到無求品自高,學校亦如是,反正亦快要被殺。元朗這村校到了最後一年全校只剩下三十人,無形中實現了小班教學。我其實不明白,本埠政府有錢建高鐵,有錢申辦創造眼前一黑的亞運,然後又有錢搞各式各樣令人納悶的起錨宣傳活動,卻沒有錢去辦小班教學。
家長高度介入學校
謝老師結束了在元朗村校的最後兩年教職,又轉到了長洲一所小學任教了三年,到今年暑假才正式榮休。她說長洲的學校就辛苦得多。不用被殺的學校為了爭取表現,老師除了教學,還有很多額外的行政工作,周末甚至周日要回校籌備活動、開會,是常有的事。謝老師說,今時今日當老師的時間心力都不花在教學,而是要撰寫各式各樣的會議文件和建議書。
謝老師慨嘆,今天的學生固然同樣頑皮,最令老師操心的其實是家長。以往每年只在家長日接觸家長,現在每星期甚至每天都會收到家長電話。家長高度介入學校,不見得教育的質量就會有所提高。
我們今天時常對八十後指指點點,批評他們沒責任又不夠獨立,事實上他們今天所有的特質,正正是現在批評他們的五十後所呵護孕育出來。那些在希斯路機場叫苦連天的港孩,跟那些在赤鱲角機場流下熱淚的家長,其實是因果循環的絕配。我自己夾在這兩代人中間,遇到這些世代矛盾,會傾向把矛頭指向老一輩,畢竟他們支配着這個社會的種種決策和遊戲規則,例如發明「直資」這種強化階級的工具,是頑固因循的成年人而不是無可奈何的年輕人。
謝老師教我們時很嚴厲,罵學生時很兇。我記得以前班裏有一兩個頑劣學生,小學時已現出邊緣少年的模樣,老師同學都怕他們三分,唯獨是謝老師有錯就罵,可以把他們責罵得無地自容。以前的小學老師,會訓斥,甚至會體罰,但我們的父母不會投訴,我們也沒有留下童年陰影。當年最畏懼的謝老師,現在最會想起她。
那些都是以前的事了。
原文刊於2010年12月31日信報副刊〈城市智庫〉




我都是謝老師的學生,印象中我都有俾佢打過手板。
太太也因為殺校而”退休”,現為全職媽媽,看盡和受盡扭曲的教育政策下的種種惡果.對政府來說,要投放資源在教育真的輕易而舉,可惜這個政府根本沒有這個心.不搞垮已經算大幫忙了.各方面為了自保,無所不用其極,至於家長,真令人大開眼界,一言難盡……
學生有錯就Take action,現代的學校就是缺乏這種老師,他們的底線都躲到學生和家長背後… 可惜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