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大千世界的好人

《三峽好人》是賈樟柯狀態回勇之作，之前的《世界》其實亦算可觀，但因為一下子跳到了劇情片的風格，而且離開了他的根據地山西，跑進了大城市，所以很多賈迷都接受不了。我第一部看的賈樟柯電影就是《世界》，因此沒有這種「貨不對辦」的錯愕。然後馬上再在回顧展一口氣的看完他之前的三部足本長片，反而是漸入佳境了。也不得不同意，那《故鄉三部曲》（小武、站台、任消遙）的製作條件雖然較差，作品的力量卻比後來的《世界》強，那是一種來自真實的力量。

賈樟柯明白這種近乎記錄片的風格有其震撼力，但他也清楚記錄片也有它的限制和不足，不能完全反映真實。他說過，你帶著攝影機去拍攝一位窮人到人家處借錢，能借到錢的機會就增大了，就算借不到錢，對方也會客客氣氣的。所以說記錄片就是真實，也是一種武斷。因此他一直嘗試將生活真實的一面淨化為劇情，用故事用戲劇的方式來展現。《任消遙》是個開始，趙濤有演員的演技而不是當地人的業餘演出，到了《世界》她甚至有點明星的風采了。

《世界》雖然是個表演的舞台，但電影其實也沒有完全離開低下層的，那些在建築地盤的民工、那些從各省各地來的表演者，那些最後要當娼的俄羅斯跳舞女郎，那些守衛著世界之窗的保安員，都是代表。賈樟柯關心的，並非單純是低下層人們的窮困。最重要的，是活在底層的，差不多已捱慣窮的，面對中國社會急速改變，舊有制度崩壞而新的又從來沒有顧及他們的時候，人扭曲地掙扎地無奈地活著的狀況。《站台》的藝術團脫離了黨的政治宣傳系統，變成了差不多要跳脫衣舞的歌舞團；《三峽好人》中的三峽居民與外來民工，在新遊戲規則下無所適從、無討價還價能力，只得逆來順受。所以說賈樟柯是「出賣中國人苦難去換國際大獎」是不準確的，他的「賣點」，不是貧窮落後，也不是張藝謀、陳凱歌擅長拍給老外看的異國風情，而是社會逐步富起來的人造悲劇。趙濤在《世界》的開場戲叫喊了好幾分鐘：「誰有創可貼（藥水膠布）？」很多觀眾都覺得特煩厭（我讀過好幾篇blog文章皆如是說），我同意這個「非寫實」風格的表現手法並不討好，但我自以為這句對白並非偶然，甚至和趙濤最後與愛人雙雙自殺的結局遙遙呼應。

《世界》悲觀絕望無出路，看電影純粹為娛樂或追求情感安慰的觀眾，自然是難以滿意的，加上都市故事背景令電影少了一份破舊感鄉土感，也得同時得失了一部份舊有的文藝派粉絲。《三峽好人》無疑在調子上作了調校，電影中的兩段婚姻，都是被時代的巨輪所創。趙濤和韓三明，分別從老遠的故鄉跑到三峽，尋找他們的心靈「創可貼」。這次導演沒有向觀眾澆冷水，但也不能違心的強送美滿溫情。韓三明為了討回妻子，背上一身債，將要走進如墳墓的煤礦場賣命，但他至少帶著希望和目標活下去。趙濤已不能跟「先富起來」的丈夫重修舊好了，她說她自己也有了新的愛人，是真是假觀眾不得而知，但她起碼反客為主的與無休止的痛苦作個了斷，決意走出困局，勇敢面對不可知的未來。相對《世界》，《三峽好人》無疑是在悲涼的現實中多了一份積極和勇氣。畢竟，人的幸福，一部份是受制於環境命運，一部份是取決於自已的意志和選擇。

賈樟柯雖然一直拍藝術性較重的獨立電影，但我覺得他一直心懷觀眾，總是想著要令更多的人感受到電影的內容，他願意把意味深刻的故事講得平實淺白，所以他其實並不追求曲高和寡。大概是汲取了《世界》的經驗，《三峽好人》在寫實（記錄片風格）與劇情之間有了更好的混和，更易看也便更可觀了。賈樟柯說過：「要是你有非說出來不可的故事，那你可以當導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