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ukedom of Aberdeen 香港仔公國

「窮不再是光榮！」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早上，我被一陣陣鬧哄聲吵醒，打關窗戶，樓下居委會的職員與十數個穿藍齊制服的官員正圍攏著，路旁還停泊者一部記者者，我以一個究研者的直覺，以最快的速度梳洗換衫，拿起照相機馬上往樓下跑。一塊新簇的飾牌已置於居委會門旁的牆壁上，牌上金色黑字寫著「天目西工商所消費者權益保護－蕃瓜弄居委會聯絡點」。從工商局官員口中得知上海市政府計劃在全市所有居委會設立這種方便消費者投訴的地點，而蕃瓜弄是全市首幾個試點之一。一個由資本主義衍生出來的附屬物，竟然率先設立在上海歷史上最革命、最反資本主義的政治教育基地裡，那些工商局官員和閘北區政府的代表肯定不知道，他們的簡單致詞，那一連串的掌聲、零星閃爍的照相機鎂燈，以及那塊醒目的飾牌，在在都標站著一個著名政治教育基地的殞落。

今天，經濟開放改革將近四分一個世紀，上海浦東擁有世界第三高塔－東方明珠電視和世界第三高廈－經貿大廈，這兩個「世界第三」夜裡發出的光芒直把黃浦江對岸的歐式群建築比下去。一位外國記者就會這樣說:「上海使紐約像條昏昏欲睡的鄉村。」

過去二十多年裡，以往的「走資派」一躍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以往光榮的「勞動人民」變回了「打工的」，「工人」看準機會「下海」， 「小紅兵」渴望出國……蕃瓜弄呢？近十多年也沒有大規模的學生來參觀；為了省地方，原本十八間「滾地龍」拆掉了（現在放在晦暗的小展覽室內的只是仿製品）；那曾經像天堂般的房子已是三十幾年前的天堂了，老化的房子甚至成為小部分居民抱怨的對象。現時絕大部分居民仍然要幾戶人共用一個廚房、廁所，未能「獨門獨戶」，顯然未能與令天的標準接軌。

由於著瓜弄「光榮」的背景，居民在每個政治運動上都要表現得積極點，不少年青人就此跟著黨的路線走：從串聯、上山下鄉、插隊落戶，一直到招工頂替、開放改革。對於生在蕃瓜弄，如今卻要在市場經濟社會中掙扎求存的居民，經歷這種轉變，實在是百般滋味在心頭。一位居民說:「『以前』當人家問起我住啥地方，我一說『蕃瓜弄』，他們就說：『啊！阿拉曉得，那兒有很多窮人住的！』 …… （但）現在不同了，現在講市場經濟，窮不再是一種光榮。 往我們住在這兒，也不敢想什麼做生意，以為在工廠裡工作是最光榮的，像我們這批人錯過了很多機會，現在發了財的什麼人？是那些從鄉下出來的人。」

說不出好話

另一位經歷過「下鄉」、「頂替」而正在下崗的居民說：「我讀小學的時候，老師知道我們是住在蕃瓜弄的，都會覺得我們是好孩子﹒素質比較高。老實講，我那時在蕃瓜弄住，真的覺得很光榮，但環境改變了，現在走市場經濟，是二零零一年了。現在你要我對這個房子講什麼好話！？我也請不出！……我敢講我對現在的政府很不滿……以往的『壞人』資本家全部回來了！」

一位未遇過任何政治運動的年輕居民則乾脆的說：「對呀！蕃瓜弄以前是個（政治）教育基地。但現在一切都是市場經濟，現在已沒人再講政治了，現在每個人，說難聽點，只為自己。」

對一些工作入息較穩定或已退休的居民來說，從革命的激情走到市場的冷靜，好人與壞人的概念逆轉等一切改變都容易有個說法。「江澤民同志說：『發展是硬道理』嘛。」一位老黨員道。一位居民曾在文革當過紅衛兵，鬥過「走資派」，她說:「一切都是跟情勢走罷！」而一位退休多年的黨員更以帶指摘的口吻說：「我們的腦筋要轉過來嘛！改革開放後，資本家、地主（的概念）基本上改變了。我們現在已經沒這些概念。在毛主席的年代，這些人（資本家、地主等）是年年捉、月月捉、天天捉……但改革開放後已沒人再講這些。這些（政治）思想愈來愈淡薄了。十一大三中全會之後，所有這些（概念）就沒有了！」

發展 改革 轉變

在我的研究過程中，居民不斷用「發展」、「改革」、「轉變」、「不同」 等語言記號（sign）所交織出的意義網絡（meaning network）去「合理地」解釋他們的過去和現在。江澤民主席在九五年十四屆五中全會發表講話，詳述「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的關係﹒說明「改革」和「發展」的前提是「穩定」，但在我的訪談紀錄中，居民用「穩定」這一重要記號的次數少之又少，這種運用語言記號的取向為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入手線索：在今天居民的意義網絡裡，「改革」、「發展」等記號的鄰近是「經濟」，如「經濟改革」、「經濟發展」等；「穩定」這一記號的鄰近則是「政治」，如「政治穩定」、「社會環境穩定」等。不提「穩定」，「政治」就不容易顯現。「現在已沒人再講政治了。」這話一直貫串著我與眾多居民的交談。理論社會學家呂炳強強調「權力的世局」和「語言的意義網絡」是組成世界的兩個維度（dimension）。一個「政治」教育基地的徹底消失，除了是權力機關在角力場上推動的結果，更值得深思的是「政治」及其鄰近的語言記號在老百姓的意義網絡中也漸漸消失了！

（二之二，上回：上海「蕃瓜弄」的由來）

作者：何榮宗（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撰文時為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生。）
原文刊於2001年3月13日明報，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