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一系列有關香港社會精英結構的分析，主要以二○○六—○七年的數據為基礎，涉及市值最高的四十間企業、二十七個對公共政策最具影響力的政府委員會（包括行政和立法會議）、二十個規模最大的社會福利機構和八所大學一共四個界別的董事局或委員會名單，整份名單包括一千八五十四個董事或委員會位置，牽涉 一千五百三十一位董事或委員。
在是次分析中，這些人稱為「精英」（elite），而當同一精英同時位居多於一個董事局或委員會時，這情況就稱為「精英互鎖」（elite interlock），而當某精英同時在政、商、福利或政、商、大學三個界別同時擁有最少一個席位時，他/她就被稱為「連繫精英」（linking elite）。
九七回歸後，我們經常在媒體上聽到「官商勾結」、「（官商之間）利益輸送」的論述，那麼，香港現時最有影響力的機構是否被一少撮的政商精英控制？而哪些是精英互鎖程度最高的機構？
福利界別與政商較少連繫
我們可以肯定本港「精英互鎖」的程度十分高，因為資料顯示，九成三的機構最少有一名董事或委員同時服務於其他機構的董事局或政府委員會。而除了福利界別外，商界、政界和大學界的主要機構均全面向商政兩界靠攏【表一】，例如在所有從商界出發的董事人脈中，四分三是連向政商兩界，而超過七成從政界出發的委員人脈與商政兩界連結，而在大學界別中，情況更是一面倒，與政商重疊的程度超過八成。這反映商、政和大學三個界別都與政商兩界機構有最多聯繫，至於福利界別，它的董事與政商兩界的連繫則相對偏低。
與美國同類型的研究相比，社會各界與政商兩界的精英重疊的格局大致類同。兩者最大的分別，是香港大企業之間的董事重疊程度比美國更高，這情況很可能是因為香港市場的規模較小，企業容易通過收購合併而連結起來，例如在十大董事重疊最高的大企業中【表二】，李嘉誠家族就直接或間接控制了四個，而由政府佔有相當股權的企業佔兩個，傳統英資控制的企業亦佔兩個。
新地不算「自己人生意」
頗有趣的是，新鴻基地產數月前出現領導層風波，公司被描述為「家族生意」，但以新地在董事局在變動前的情況來看，它是四十間市值最高的商業機構中與其他機構董事重疊程度最高的企業之一，排行第六，顯示把新地說成是「自己人生意」的說法並不準確。
我們的資料亦顯示政府委員會相互間的委員重疊的比例甚高，接近一半（百分之四十七點一）由政界出發的人脈與政界內部的委員會連結，這反映香港普遍存在一人兼顧多項公職的情況，產生了一少撮「公職王」。這情況與美國同類型研究所得的數據相若。相反，香港的商界董事進入政界，又或者政界委員涉足商界的程度，均不及美國高。
總括來說，香港各界實力最強的政、商、福利和大學機構，大都通過「精英互鎖」而連結起來，而與美國相比，官商重疊交錯的格局大抵相若，但香港側重於「商商重疊、官官相連」，而美國則傾向官商跨界連結。
港回歸十年後的精英結構．三之一（原文刊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四日信報）
何榮宗（作者為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本研究的經費是由香港城市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研究基金提供。Proj. No. 9610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