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有一個印像,就是參與政府最高決策的人士與商界的關係千絲萬縷,而一些位居不同界別權力位置的精英大都來自商界。然而實際上,這種「商人治港」的說法是否成立?而那些跨界別的社會精英,是否與商界的關係密切?他們與政府的關係又如何?我們企圖在這些間題上給出一些答案。
在香港,政府絕大部分的權力來自行政會議,資料顯示,行會擁有最多政商跨界別精英(business—government elite),而單是一個行會,其成員就連結了十二間大企業【表】。
精英具多重身份
再看看那些同時位居商—政—大學或商—政—福利三個界別的「連繫精英」,我們發現在這十四位有多重身份的精英中,九位為現任或前度大企業的行政總裁、董事總經理或同級的精英。此外,他們與特區政府關係亦十分密切,當中三人(李國寶已辭任)為本屆政府委任的行政會會議成員。據民政署提供的資料,這十四位精英中的十位,獲特首委任三個或以上的諮詢委員會席位,而當中被委任議席數目達政府指引數目的上限,即六個席位者的「公職王」,就有三位(分別是張建東、范鴻齡和廖柏偉),而同時被委任五個議席的亦有三位之多。
至此,我們有責任去追問這批與政商兩界關係密切的精英,是否完全像胡禮‧苗斯(C. Wright Mills)著名的「權力精英」概念一樣,擁有類似的教育背景,活躍於相同的名流俱樂部,以及相互以姻親來維持精英階層的優勢。單憑公開的資料,我們無法證實這些「連繫精英」有明顯的親屬關係(馮氏兄弟除外)或畢業於同一所名牌大學。然而,背景迥異並不表示他們是關係鬆散,缺乏共謀機會的一群,因為資料顯示他們有多個正式的「共同場合」進行互動,可以互通資訊,甚至進行共謀協作,在十四位「連繫精英」中的十三人,最少有一個董事局或政府委員會是兩名「連繫精英」同場共事的,而當中更不乏有兩、三個「共同場合」的情況【圖】。

與中央關係良好
順帶一提,十四位精英大部分都直接或間接與中央政府維持良好關係,例如當中五人是現任或曾任全國政協委員;三人是現時或曾經是特首委任,並得中央政府確認的行政會議成員,而由於特首與中央之間的關係,正如鄺綿鈞博士所言,是一種「老闆與侍從的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故此,行政會議成員亦間接聽命於中央政府。我們認為這種政治上的安排並非偶然而生,而是反映了中央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下,對香港的一種政治管理(political governance)。
香港回歸十年後的精英結構.三之二(原文刊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五日信報)
何榮宗(作者為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本研究的經費是由香港城市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研究基金提供。Proj. No. 9610069
澄清一下,作者何榮宗與公園仔彼此份屬好友,但公園仔並非何榮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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