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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榮宗 人類學博士 編輯黎佩芬說本週有關金融海潚的話題說得膩了，要搞些正面的東西以激勵港人，我索盡枯腸，只得出如下事實：（一）我有兩手每股144.2元的滙豐股票；（二）在12供5的原則下，我若選擇供股，日後會出現難以轉售的碎股；（三）滙豐股價在過去一週一而再地被大戶「質」低，連帶拖低我選擇出售供股權後所得的利潤。我的結論是：在這情況下，只有資本家大勝，小市民焗輸。難得滙豐週中還厚顏無恥地派個高層出來游說股民，說滙豐與香港人有一份特別的感情！我縱觀全局，只見眾生惶恐，就連最有正能量的菁姐都忍又不住哽咽地說：「跌得好慘…真係…」 我記得二十年前「六四」事件，民主女神像倒下了，手無吋鐵的人民阻擋著坦克車的去路…我坐在電視機前追看深宵新聞報導，主持人袁志偉說在新聞結束前把時間交給身邊的同事報天氣，那位天氣女郎叫許嘉欣，當年是個笑容可掬、形像清純的主持，當晚在鏡頭前，她兩眼泛紅，强裝笑容，十數句本應滾瓜爛瀾熟的報導充滿了哽咽。我當時强烈的感到：在暴戾的社會主義面前，人民倒下了，眾生惶恐，就連帶點稚氣的天氣女郎都禁不住哽咽。 我今次真的領略到朋友洪清田常常掛在口邊的一句話：「香港學是個寶庫。」沒錯，我們這代香港人真沒白活，短短二十年就經歷了社會主義的暴戾與資本主義的無情。奈何這兩番經歷都令香港人「跌得好慘…真係…」，剩下來的問題是：我們可以反敗為勝嗎？ 老婆大人的答案十分正面，她本週初特告假一天，上午悠閒地到美容院享用美容按摸服務，下午到滙豐銀行把大部份的現金存款抽出，再到中國銀行開戶，並存入款項，手續剛完成，市場就傳出滙豐股價U至33元，老婆大人得意地說：「都話滙豐信唔過㗎啦。」我問：「你唔信政府百份百存款保證咩？」老婆答：「政府！？你信佢呀！？」我馬上知機，高呼三聲：「老婆明察！」 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經歷過社會主義面的殘暴，體會到資本主義的無恥，深深感受到特區政府的愚昧，然而暫時信任一個暴富的政權，絕非長遠之策。我認為香港人應該化悲憤為八字真言，即凡事要「借力打力，親力親為」，以滙豐事件為例，我們應大力推動中共入主滙豐，實行以「殘暴」制「無恥」，以敗絮其中的社會主義「打救」金玉其外的資本主義，屆時滙豐便可獲得龐大資金以自救，中國政府又會讓它全力拓展大陸市場，股價勢必狂升，而港人自可圖利。但此事要成，必須緊記習總訓示，凡事要「親自掛帥」、「親自過問」，絕不能假手於無能的特區政府，香港人應發揮靈活變通的本色，在下次溫總與網民對話的時候，發動全港七百萬市民「一人一訊息」大行動，向溫爺爺陳之以道，誘之以利，曉之以義，動之以情，則小市民方才有救。 若然香港人在未來的困難日子，以此八字真言為心法，反複運用，見機行事，則反敗為勝之日不遠矣。

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到將在天水圍興建一所醫院，此舉當然可喜，但以規劃署的準則，天水圍在2005年或更早就應該有一所跟屯門醫院同等規模的醫院，政府就算可以如期在2015年建成醫院，都已虧待了天水圍市民10年光景。而事實上，根據規劃準則，政府欠天水圍市民的，還有健康中心、警署和體育館等。 特首或者已經講明，他走的是「中產階級的中庸之道」，而他對窮人的政策亦處處彰顯他的「中產」價值觀，例如，窮人要福利，就先要「資產審查」；窮家庭要儲蓄，就先有「配對」安排，他似乎深信用錢直接幫窮人是一種根本的罪惡，會「養懶人」，會阻礙他們自力更生，增加他們的無助感。這話聽起來沒錯，但問題是：誰最先把窮人變成無助的一群？ 天水圍「十最」誰所致？ 以天水圍為例，我最近就通過問卷調查，訪問了天水圍以及深水埗和葵青3個低收入社區一共1116名有子女的婦女，結果發現天水圍區的受訪者有以下特點： （一）當中有最多貧窮或綜援戶； （二）最感到鄰里關係疏離； （三）在社區內最少碰到親友； （四）當遇到財政困難，最缺乏親友幫助； （五）到超市、社區中心和往返工作地點感到最不方便； （六）在選擇工作時，最不關心工資多寡和工時長短，但 （七）卻最關心工作地點和工作會否影響照顧子女； （八）最同意「需要照顧孩子」是她們考慮尋找工作時的決定性因素； （九）最感到支援家庭的社區服務不足夠；以及 （十）最沒信心10年後，家庭生活質素可以獲得改善。 敢問這天水圍「十最」是因為天水圍的市民懶嗎？是他們「自己攞嚟衰」嗎？還是因為當年八萬五政策的失誤，導致在天水圍狂起公屋？抑或是因為當年為着盡快使輪候人士填滿公屋單位，導致社區急速貧窮化？還是當年政府以單一私人發展商發展天水圍，結果使該區變成缺乏市場競爭的「李家之城」？還是公屋以至社區的設計未有顧及鄰里互助的需要？還是政府從來沒有正視「家庭友善」（family friendly）政策對低收入社區的重要？ 我相信稍為懂得以理性討論政策的為政者都應該可以回答以上的問題，更應該明白政府欠天水圍市民的，遠遠不止一所醫院。 （原文刊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明報）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最近特首公開回答一位立法會議員的詢問時，解釋了「他心目中的親疏有別」，結果把大多數人都弄糊塗了。 事實上，特首對立法會態度的重要性，是因為立法會是香港具民主選舉成分的最高政治機構，而我們認為民主選舉是對由一小撮精英所組成的「小圈子」權力結構的一種制衡和互補，一些身兼政、商、福利、大學界別的精英，如果得到民意的授權，理應可以加強影響公共政策的認受性，對政府與民意之間因利益失衡而引起的衝突有緩和作用，反之，則會令民主力量與一小撮精英把持的官僚架構之間動輒出現不和諧的現象，甚至令政府權力認受性出現危機。 向功能組別傾斜 我們若將立法會議員以「直接選舉」與「功能組別」區分，資料顯示商、政、福利和大學界別的董事局或委員會位置均嚴重地向「功能組別」傾斜，三十名「功能組別」議員身兼的董事或委員會席位涵蓋了五間大企業，十三個政府委員會，兩間福利機構和六所大學，一共二十六個機構。 反觀三十名「直選議員」，他們所獲得的席位只包括八個政府委員會、一個福利機構和一所大學，涉及十個機構，總數不及「功能組別」議員的一半，兼且當中並未涉及任何大企業。 此外，據民政署提供的資料，在三十名「功能組別」的議員當中，近半數（十四名）獲政府委任三個或以上諮詢委員會席位，當中十二人為「建制派」議員，兩人為「泛民主派」議員，而在三十名「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只有八人獲政府委任三個或以上諮詢委員會席位，當中六人為「建制派」，兩人為「泛民主派」。 少數人支配大眾 在香港，政府的權力並非來自大眾（the masses），若當權者在分派政治權力時，執意傾向一小撮缺乏制衡力量的政商精英，在經濟暢旺、政府民望高企時或許可以安寢；一旦遇到經濟逆轉、政府政策失誤時，則極容易觸發管治危機，掀動民怨，情況與二○○三年時相似。 我們必須強調，要討論一小撮精英所擁有的權力與大眾擁有的民主力量之間的平衡，是一項很吊詭的任務，原因是以胡禮．苗斯（C. Wright Mills）一派的馬克思論者認為「權力精英」是一種「小圈子」權力，只要有「權力精英」存在，就算有英、美般的民主制度，社會上仍然會出現少數人支配大眾的情況。儘管如此，我們仍然傾向主張政府與有民意授權的代表分享權力（當然，民主代表也有自由去決定是否接受「小圈子」權力的「統戰」。）我們所持的理由是，香港現在沒有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而我們更悲觀的認為，香港在可見的將來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所以少數精英支配大眾的失衡局面將會持續。 要在當下一刻去抗衡「小圈子」精英的龐大力量，例如要在某董事局或政府委員會中對一些危害大眾利益的政策投個反對票，都需要一些民意代表代行，這雖然無法扭轉精英霸權的局面，但最少可以稍為減低其帶來的負面影響。 香港回歸十年後的精英結構．三之三（原文刊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六日信報）　　 何榮宗（作者為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本研究的經費是由香港城市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研究基金提供。Proj. No. 9610069 相關評論：精英互鎖 by 黃子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