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何榮宗

我們經常有一個印像，就是參與政府最高決策的人士與商界的關係千絲萬縷，而一些位居不同界別權力位置的精英大都來自商界。然而實際上，這種「商人治港」的說法是否成立？而那些跨界別的社會精英，是否與商界的關係密切？他們與政府的關係又如何？我們企圖在這些間題上給出一些答案。 在香港，政府絕大部分的權力來自行政會議，資料顯示，行會擁有最多政商跨界別精英（business—government elite），而單是一個行會，其成員就連結了十二間大企業【表】。 精英具多重身份 再看看那些同時位居商—政—大學或商—政—福利三個界別的「連繫精英」，我們發現在這十四位有多重身份的精英中，九位為現任或前度大企業的行政總裁、董事總經理或同級的精英。此外，他們與特區政府關係亦十分密切，當中三人（李國寶已辭任）為本屆政府委任的行政會會議成員。據民政署提供的資料，這十四位精英中的十位，獲特首委任三個或以上的諮詢委員會席位，而當中被委任議席數目達政府指引數目的上限，即六個席位者的「公職王」，就有三位（分別是張建東、范鴻齡和廖柏偉），而同時被委任五個議席的亦有三位之多。 至此，我們有責任去追問這批與政商兩界關係密切的精英，是否完全像胡禮‧苗斯（C. Wright Mills）著名的「權力精英」概念一樣，擁有類似的教育背景，活躍於相同的名流俱樂部，以及相互以姻親來維持精英階層的優勢。單憑公開的資料，我們無法證實這些「連繫精英」有明顯的親屬關係（馮氏兄弟除外）或畢業於同一所名牌大學。然而，背景迥異並不表示他們是關係鬆散，缺乏共謀機會的一群，因為資料顯示他們有多個正式的「共同場合」進行互動，可以互通資訊，甚至進行共謀協作，在十四位「連繫精英」中的十三人，最少有一個董事局或政府委員會是兩名「連繫精英」同場共事的，而當中更不乏有兩、三個「共同場合」的情況【圖】。 與中央關係良好 順帶一提，十四位精英大部分都直接或間接與中央政府維持良好關係，例如當中五人是現任或曾任全國政協委員；三人是現時或曾經是特首委任，並得中央政府確認的行政會議成員，而由於特首與中央之間的關係，正如鄺綿鈞博士所言，是一種「老闆與侍從的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故此，行政會議成員亦間接聽命於中央政府。我們認為這種政治上的安排並非偶然而生，而是反映了中央在「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則下，對香港的一種政治管理（political governance）。 香港回歸十年後的精英結構．三之二（原文刊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五日信報）　　 何榮宗（作者為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本研究的經費是由香港城市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研究基金提供。Proj. No. 9610069 * * * 澄清一下，作者何榮宗與公園仔彼此份屬好友，但公園仔並非何榮宗。

本文為一系列有關香港社會精英結構的分析，主要以二○○六—○七年的數據為基礎，涉及市值最高的四十間企業、二十七個對公共政策最具影響力的政府委員會（包括行政和立法會議）、二十個規模最大的社會福利機構和八所大學一共四個界別的董事局或委員會名單，整份名單包括一千八五十四個董事或委員會位置，牽涉 一千五百三十一位董事或委員。 在是次分析中，這些人稱為「精英」（elite），而當同一精英同時位居多於一個董事局或委員會時，這情況就稱為「精英互鎖」（elite interlock），而當某精英同時在政、商、福利或政、商、大學三個界別同時擁有最少一個席位時，他/她就被稱為「連繫精英」（linking elite）。 九七回歸後，我們經常在媒體上聽到「官商勾結」、「（官商之間）利益輸送」的論述，那麼，香港現時最有影響力的機構是否被一少撮的政商精英控制？而哪些是精英互鎖程度最高的機構？ 福利界別與政商較少連繫 我們可以肯定本港「精英互鎖」的程度十分高，因為資料顯示，九成三的機構最少有一名董事或委員同時服務於其他機構的董事局或政府委員會。而除了福利界別外，商界、政界和大學界的主要機構均全面向商政兩界靠攏【表一】，例如在所有從商界出發的董事人脈中，四分三是連向政商兩界，而超過七成從政界出發的委員人脈與商政兩界連結，而在大學界別中，情況更是一面倒，與政商重疊的程度超過八成。這反映商、政和大學三個界別都與政商兩界機構有最多聯繫，至於福利界別，它的董事與政商兩界的連繫則相對偏低。 與美國同類型的研究相比，社會各界與政商兩界的精英重疊的格局大致類同。兩者最大的分別，是香港大企業之間的董事重疊程度比美國更高，這情況很可能是因為香港市場的規模較小，企業容易通過收購合併而連結起來，例如在十大董事重疊最高的大企業中【表二】，李嘉誠家族就直接或間接控制了四個，而由政府佔有相當股權的企業佔兩個，傳統英資控制的企業亦佔兩個。 新地不算「自己人生意」 頗有趣的是，新鴻基地產數月前出現領導層風波，公司被描述為「家族生意」，但以新地在董事局在變動前的情況來看，它是四十間市值最高的商業機構中與其他機構董事重疊程度最高的企業之一，排行第六，顯示把新地說成是「自己人生意」的說法並不準確。 我們的資料亦顯示政府委員會相互間的委員重疊的比例甚高，接近一半（百分之四十七點一）由政界出發的人脈與政界內部的委員會連結，這反映香港普遍存在一人兼顧多項公職的情況，產生了一少撮「公職王」。這情況與美國同類型研究所得的數據相若。相反，香港的商界董事進入政界，又或者政界委員涉足商界的程度，均不及美國高。 總括來說，香港各界實力最強的政、商、福利和大學機構，大都通過「精英互鎖」而連結起來，而與美國相比，官商重疊交錯的格局大抵相若，但香港側重於「商商重疊、官官相連」，而美國則傾向官商跨界連結。 港回歸十年後的精英結構．三之一（原文刊於二零零八年八月四日信報）　　 何榮宗（作者為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本研究的經費是由香港城市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研究基金提供。Proj. No. 9610069

「窮不再是光榮！」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早上，我被一陣陣鬧哄聲吵醒，打關窗戶，樓下居委會的職員與十數個穿藍齊制服的官員正圍攏著，路旁還停泊者一部記者者，我以一個究研者的直覺，以最快的速度梳洗換衫，拿起照相機馬上往樓下跑。一塊新簇的飾牌已置於居委會門旁的牆壁上，牌上金色黑字寫著「天目西工商所消費者權益保護－蕃瓜弄居委會聯絡點」。從工商局官員口中得知上海市政府計劃在全市所有居委會設立這種方便消費者投訴的地點，而蕃瓜弄是全市首幾個試點之一。一個由資本主義衍生出來的附屬物，竟然率先設立在上海歷史上最革命、最反資本主義的政治教育基地裡，那些工商局官員和閘北區政府的代表肯定不知道，他們的簡單致詞，那一連串的掌聲、零星閃爍的照相機鎂燈，以及那塊醒目的飾牌，在在都標站著一個著名政治教育基地的殞落。 今天，經濟開放改革將近四分一個世紀，上海浦東擁有世界第三高塔－東方明珠電視和世界第三高廈－經貿大廈，這兩個「世界第三」夜裡發出的光芒直把黃浦江對岸的歐式群建築比下去。一位外國記者就會這樣說:「上海使紐約像條昏昏欲睡的鄉村。」 過去二十多年裡，以往的「走資派」一躍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以往光榮的「勞動人民」變回了「打工的」，「工人」看準機會「下海」， 「小紅兵」渴望出國……蕃瓜弄呢？近十多年也沒有大規模的學生來參觀；為了省地方，原本十八間「滾地龍」拆掉了（現在放在晦暗的小展覽室內的只是仿製品）；那曾經像天堂般的房子已是三十幾年前的天堂了，老化的房子甚至成為小部分居民抱怨的對象。現時絕大部分居民仍然要幾戶人共用一個廚房、廁所，未能「獨門獨戶」，顯然未能與令天的標準接軌。 由於著瓜弄「光榮」的背景，居民在每個政治運動上都要表現得積極點，不少年青人就此跟著黨的路線走：從串聯、上山下鄉、插隊落戶，一直到招工頂替、開放改革。對於生在蕃瓜弄，如今卻要在市場經濟社會中掙扎求存的居民，經歷這種轉變，實在是百般滋味在心頭。一位居民說:「『以前』當人家問起我住啥地方，我一說『蕃瓜弄』，他們就說：『啊！阿拉曉得，那兒有很多窮人住的！』 …… （但）現在不同了，現在講市場經濟，窮不再是一種光榮。 往我們住在這兒，也不敢想什麼做生意，以為在工廠裡工作是最光榮的，像我們這批人錯過了很多機會，現在發了財的什麼人？是那些從鄉下出來的人。」 說不出好話 另一位經歷過「下鄉」、「頂替」而正在下崗的居民說：「我讀小學的時候，老師知道我們是住在蕃瓜弄的，都會覺得我們是好孩子﹒素質比較高。老實講，我那時在蕃瓜弄住，真的覺得很光榮，但環境改變了，現在走市場經濟，是二零零一年了。現在你要我對這個房子講什麼好話！？我也請不出！……我敢講我對現在的政府很不滿……以往的『壞人』資本家全部回來了！」 一位未遇過任何政治運動的年輕居民則乾脆的說：「對呀！蕃瓜弄以前是個（政治）教育基地。但現在一切都是市場經濟，現在已沒人再講政治了，現在每個人，說難聽點，只為自己。」 對一些工作入息較穩定或已退休的居民來說，從革命的激情走到市場的冷靜，好人與壞人的概念逆轉等一切改變都容易有個說法。「江澤民同志說：『發展是硬道理』嘛。」一位老黨員道。一位居民曾在文革當過紅衛兵，鬥過「走資派」，她說:「一切都是跟情勢走罷！」而一位退休多年的黨員更以帶指摘的口吻說：「我們的腦筋要轉過來嘛！改革開放後，資本家、地主（的概念）基本上改變了。我們現在已經沒這些概念。在毛主席的年代，這些人（資本家、地主等）是年年捉、月月捉、天天捉……但改革開放後已沒人再講這些。這些（政治）思想愈來愈淡薄了。十一大三中全會之後，所有這些（概念）就沒有了！」 發展 改革 轉變 在我的研究過程中，居民不斷用「發展」、「改革」、「轉變」、「不同」 等語言記號（sign）所交織出的意義網絡（meaning network）去「合理地」解釋他們的過去和現在。江澤民主席在九五年十四屆五中全會發表講話，詳述「改革」、「發展」和「穩定」三者的關係﹒說明「改革」和「發展」的前提是「穩定」，但在我的訪談紀錄中，居民用「穩定」這一重要記號的次數少之又少，這種運用語言記號的取向為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入手線索：在今天居民的意義網絡裡，「改革」、「發展」等記號的鄰近是「經濟」，如「經濟改革」、「經濟發展」等；「穩定」這一記號的鄰近則是「政治」，如「政治穩定」、「社會環境穩定」等。不提「穩定」，「政治」就不容易顯現。「現在已沒人再講政治了。」這話一直貫串著我與眾多居民的交談。理論社會學家呂炳強強調「權力的世局」和「語言的意義網絡」是組成世界的兩個維度（dimension）。一個「政治」教育基地的徹底消失，除了是權力機關在角力場上推動的結果，更值得深思的是「政治」及其鄰近的語言記號在老百姓的意義網絡中也漸漸消失了！ （二之二，上回：上海「蕃瓜弄」的由來） 作者：何榮宗（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撰文時為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生。） 原文刊於2001年3月13日明報，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