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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ke of Aberdeen,老家在香港仔,故稱其網誌為「香港仔公國」,並自封公爵虛銜。其「公國」之二字被誤讀為「公園」,因此又被喚為公園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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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不怕你罵,只要你看
最近在讀新書《李雪廬回憶錄》。我讀書很慢,每晚只臨睡前讀一點,現在只讀到三分一,內容剛剛說到無綫電視開台。李雪廬這本自傳原名為「零收視」,主題是香港兩家免費電視台的成與敗。高收視能賺錢就是成功,相反就是失敗。 李雪廬是資深傳媒人,他的個人經歷,對了解香港傳媒的現象和發展,甚具參考價值。他營銷和廣告出身,掌管的是替企業開源創富的工作,對企業的盈虧分外敏感。讀他的書,會對商業主導的傳媒生態和傳媒老闆的管理思維有更深刻的理解。 傳媒營運複雜 傳媒營運複雜,絕不是單純關在工廠裏就可生產然後獲利的生意。媒體落在政客手中,媒體是控制意識形態和輿論的宣傳機器;在文人和知識分子筆下,是發揮創作和思想空間,提供精神食糧的場所;在新聞工作者的眼裏,是尋求真相,伸張公義的武器;在廣告代理和廣告商的腦裏,則是將觀眾和讀者人數轉化成生意額的渠道。 李雪廬認為,媒體要成功,不論是報刊或電視台,都應該對自己的讀者和觀眾的背景和喜惡有深入的了解,從而爭取最具購買力和決定權的目標群眾數據,然後用來向廣告商兌換最大的收益。媒體的成敗指數非常「客觀科學」,報刊看的是銷售量和讀者人數,電視台參考的就是收視率。過去文人或知識分子純粹以自己口味和原則辦新聞紙,沒有面向消費市場。李雪廬在回憶錄的前段,就毫無保留地批評早期華人編輯根本不諳傳媒之道,文人辦報只是純粹地辦「新聞紙」,手法落後兼不智。 記得我最初出來社會做事,第一份工就是在一家4A廣告公司的媒體採購部當小職員。當年銷量最高的報章是《東方日報》,第二是《成報》,話說我要在臨近傍晚時分為一位客戶訂一個翌日的九吋通條(半版)套紅的廣告位,《成報》廣告部竟然因為稿擠而推卻了,反而叫我光顧《東方》或者銷量排第三的《天天日報》。雖然當時文人辦報的黃金年代早已過去,曾經是銷量冠軍的《明報》已退至第四位,但過去的報章有不同格調和口味,各有自己的固定讀者,互相之間競爭並不慘烈,因此報館仍有充裕條件推掉客戶的廣告。這樣有錢不賺、不看廣告商臉色的情況,今天聽起來自然是天方夜譚。 邊看邊罵不緊要 怎樣去經營媒體才算得上先進和科學呢?現今的香港傳媒就是了。新聞的編採和娛樂資訊的內容,一律以獨立第三方調查的市場反應為依歸,邊看邊罵不緊要,最怕是零收視。李雪廬說其實根本沒有慣性收視,某程度是對的,因為今時今日報刊亦沒有慣性讀者,電台也沒有慣性聽眾,問題只是免費電視的唯一對手長期不成氣候。但從受眾角度來看,報刊表面上是百花齊放,但細看就會發覺取材和手法上的差異比以前窄得多。以前的新聞紙編輯方針,以資深新聞工作者去衡量資訊對市民影響的輕重來決定。現在的科學方法,則以銷紙量來作調校,是故近期某手機品牌的產品消息,可以多次成為頭條新聞,因為調查證明受讀者歡迎。然後近日某碩士生求職的糗事又可作連日跟進,因為調查說這類八十後出醜話題最容易在facebook和微博廣傳。這些飯後談資有沒有新聞價值呢,不用考慮,因為最重要是讀者喜歡,有人談論才有人買,有銷量才有更多的廣告。 如今記者會慨嘆自己的工作有如車衣女工,查實電視台的娛樂內容早就以流水作業方式運作,如甘國亮的全身創作人,已是上半個世紀前的神話。如果說今日的香港傳媒已掌握到西方廣告學和市場學的精髓,只不過是廣告商和傳媒老闆的成功,讀者觀眾的口味若被市場數據牽着鼻子走,是沒有長進的條件。如果你不幸是不想邊看邊罵的小眾,惟有真金白銀去買未被廣告稀釋的資訊,或者辛勤一點,自己上網發掘吧。 原文刊於2011年2月18日信報副刊〈城市智庫〉
【舊文】審裁處學習記
堅稱「洗肚」不等於有病的孫明揚日前在新聞獎頒獎禮上順着輿論話題打官腔,說他關注傳媒人才流失問題。記協調查指記者薪酬低、工時長,新入職記者的工資除開工時,很可能連保住工作最起碼尊嚴的28蚊也達不到。然而無品傳媒老闆的縮骨功林林總總,記者工資低之餘,亦不時聽聞有拖欠薪金與稿費。我日前就代一位為雜誌撰稿的前記者朋友,出席小額錢債審裁處的聆訊,追討一年前的稿費。 生平第一次上法庭,我之所以要代朋友去告官,是因為她獲雜誌約稿時已移民外國。她要告的傳媒機構不是小規模,出版刊物凡十幾種,有些更是著名外國老牌雜誌的香港版。她要追討的稿費卻不是大數目,幾期特稿的總額不足港幣萬元。 隔山討債 隔山買牛難,隔山討債也格外吃力,我的朋友在一年間不斷與跟她約稿的總編輯交涉,最初數期的稿費要拖到文章刊出後半年以上才收到稿費,如是者約半年後,稿費就停了下來。堂堂雜誌總編輯,實際人工有多少先不去探討,反正這只是虛銜,實情是連向公司財務部指令發放數千元稿費的能力都沒有。總編輯也可能見勢頭不對,再過數月自己亦請辭了。 你不要以為這樣拖欠應付賬款的公司一定命不久矣,過去亞視和《成報》都因主權易手而發生過欠薪事件。但我朋友寫稿的這家傳媒,母公司是上市公司,亦未聽聞過有股權變動,而且到今天依然健在,刊載我朋友稿件的那本雜誌,亦一直在市面發行。面對傳媒拖欠稿費,自由撰稿人可算是最弱勢的債權人,這一行似乎亦有怕把事情鬧大影響日後稿約的潛規則,像我朋友那樣被欠一萬幾千元稿費的作者,一般就當自己倒楣,不了了之。 我的朋友覺得豈有此理,我亦支持她告上法庭的做法,而且預計對方應會在上庭前付清欠款,結果案件日前終於在被告不應訊的情況下開審,我亦上了寶貴一課。 被告一方不付款不應訊,原來我朋友的入稟告錯了傳媒機構旗下的公司。「巧妙」的地方是雜誌向作者邀約時,是以A管理公司跟作者簽約,到作者追收稿費時,編輯便說出糧的公司已轉為另一家的B管理公司,聲稱為了讓新管理公司處理稿費,要再簽一份新合約。我的朋友因此在編輯的意見下把被告認定為B公司,結果還未開庭,法庭書記便向我提醒,索償人很可能是告錯公司,問我會否考慮將索償撤消或延期。那一刻我才有點明白,被告的傳媒為何敢對索償置之不理。 置之不理 如果只就呈上的文件,索償便會駁回,但我沒有被法庭書記勸退,堅持當面向法官問個明白,因為我的朋友似乎是被編輯誤導了。法官不買賬,認為告對公司是索償人的責任,幸好幾期稿費當中,有一期是在新合約後刊登,因此告B公司是確當的。法官容許我即場將追討的稿費,刪至只剩屬於B公司期數,並隨即判我的朋友勝訴。最後我問法官,是否應該就另外未能索償的稿費再次向原來的A公司索償,原本一直很高傲的他向我笑了一下:「當然應該!」 法庭一役自然令我想到自身的權益,蓋因我亦是自由撰稿人,過去獲報章約稿,亦是與編輯以電話或電郵洽商,甚至根本沒有簽過任何文件。我自己勉強屬專欄作者,但我的朋友寫的是特約報道,稿件本身跟副刊記者寫的東西無異,這類非全職的傳媒人才,權益究竟又有多大保障? 此外,應邀供稿的作者是否都應簽一份白紙黑字的合約?假若簽約的另一方只是一家資產有限的管理公司,然後傳媒企業每隔一段時間就將公司結束,然後將債項一筆勾消,簽約會不會反而有利傳媒金蟬脫殼?我心中有種種疑問,只覺最實際還是一有欠稿費過久就停止供稿,然後作者之間多互通情報,把這類無品傳媒集團列入高風險名單。 原文刊於2011年5月20日信報副刊〈城市智庫〉 後記:繼續狀告A公司的案件日前已審結,一如所料,官判了我的朋友勝訴。為此不順序的先把此舊文貼出,賀一賀。
【舊文】還想再看中天亞洲台
執筆之時,剛得知據說是王征親戚的黃炳均已獲批准入主亞視。黃炳均是個怎樣的人,我不知道。報章說他是個在內地搞水泥、礦業和地產生意的商人。看形勢將會淡出的蔡衍明又是個怎樣的人呢?我也不熟悉,但至少我知道,他是台灣最大媒體集團的董事長,他旗下一系列的旺旺食品廣告,我每一個都很入腦。 純以觀眾立場,如果黃炳均入主意味着蔡衍明時代的亞視結束,我實在感到很可惜,我喜歡目前的亞視。老實說,雖然我看電視的時間不算多,但看亞視的時間,一定比留在無綫的多。 亞視沒有無綫的慣性收視,在前數碼廣播時代(大概可以2008年高清直播北京奧運作為分水嶺),我家的電視跟九成九香港家庭一樣,一打開第一個台就是翡翠台,我自己也是幾乎不看亞視的,但及至數碼廣播前的十年左右,又或者概括為陳志雲主政的時期,無綫把觀眾當傻瓜的程度已令我近乎完全不看電視了。以往一個普通香港家庭,晚飯及以後的黃金時間不看電視或者不看無綫,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但今時不同往日,不看電視可以上網。你不一定要逼着自己去看無綫那些死不肯認是抄襲的劇集,只要你不介意看外語的看字幕的,網上有各種渠道,有最新的內容。相比傳統電視,你有更大的自主權,你甚至連廣告都可以不看。 邊罵邊看 無綫一有新節目推出,不論如何把觀眾當傻瓜的,很多人還是邊罵邊看,劇集如是,綜藝節目如是,也不要去深究那些是但不是但的新聞了。每次全城齊罵的時候,我都感到納悶,因為對收視率根本毫無威脅。不好看的節目,就如大部分的亞視節目,只要不看就是對它的最大懲罰嘛。我只能結論說本埠的觀眾比無綫更不濟,儘管這樣說便是把自己置於群眾的對立面了。 數碼廣播為一池死水的香港電視帶來了一線生機,至少頻道比以前多了,亞視的頻道編號也排在無綫之前。亞視最初一口氣多開了很多個頻道,結果證明是多餘。蔡衍明入主後的確掀起了一陣新風,引入中天和南方衛視,後來成為了我家看得最多的兩個頻道,偶爾甚至會看看亞視提供的中央四台。中天的《全民最大黨》拿政治和時事人物來開玩笑,啟導了亞視搞《香港亂嗡》,雖然及後無以為繼,但至少造成了一次突襲,無綫很快亦啟動了它最擅長的「參考改良」系統,迅速製作了同類節目。至於南方衛視,用香港觀眾眼光去看可能會覺得土味太濃,但不失為一個窺看內地生活行情的窗口。亞視有了高清台而多播了外國劇集和旅遊節目,雖然合自己口味的並不多,但至少多了選擇,我有些朋友同事,亦有追看亞視的韓劇日劇。 掀起新風 前陣子政府做電視廣播檢討,考慮引入其他的免費電視經營者,條件之一要有更多本地製作,我以為這是莫明奇妙的埠仔圍城心態。本地製作成本重,質素亦不見得很高,面對大台的壟斷性優勢和迅速的抄襲,要一個新成立的電視台去突圍,亞視和其他收費電視的經驗可作借鑒。為何不讓獨具慧眼的新經營者引入一些優質的外地節目,這樣一來成本應比自行製作為低,同時也可擴闊觀眾的眼界。事實上,成熟的電視觀眾,特別是新一代的電視觀眾,早已自行將眼光放遠,不再局限自己在這個自以為是國際都會的埠仔。比如早前亞視播NHK的歷史長劇《篤姬》,其實不少我輩中人早已在網上看了日語原版。然而大部分香港觀眾就是逆來順受,總是要免費台甚至大台播放才會欣賞(例如年前的《大長今》)。當然,免費台會為外國劇集配音,也是一個因素。 我承認我不特別支持本地製作,身為觀眾,我只關心節目好看不好看。看多了《康熙來了》,我才發覺台灣那些二三線藝人的才藝和投入程度,都比香港的視帝視后要好,偶爾有一集請來的是香港藝人,就會高下立見。假若因為蔡衍明淡出而亞視再沒有中天亞洲台,我大概也不會因而轉過無綫看那個以對白押韻見稱的《公主嫁到》。不過,能透過上網、訂購收費頻道、看衛星頻道,甚至看影碟來向傻瓜本地節目說不的,其實都是經濟上較有條件的觀眾。免費電視廣播質素的好壞,最影響的反而是那些別無選擇的基層市民。 原文刊於2010年9月17日信報副刊〈城市智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