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文】捍衞樓價的特區政府

唐英年說,香港沒有地產霸權,他認為投訴李嘉誠的年輕人,應該反問自己:「為什麼做不到下一間莎莎?下一間米蘭站?為什麼做不到下一位李嘉誠?」

如果認真回應,要問問李嘉誠憑什麼發迹,當年多勞多得的穿膠花輕工業是否依然存在,香港還有沒有這種老實經營都能向上爬升的環境。特區政府官員都懂得說香港面臨結構性轉型,要發展六大優質產業云云。敢問唐司長,莎莎與米蘭站,有哪方面與政府掛在口邊的教育、醫療、創新科技、檢測認證、環保和文化創意有關。

不要認真對待

唐英年覺得能在地產市場中賺到最多的李嘉誠就是成功人物,能夠將生意做大上市,然後股民爭相追捧的就是成功的企業,某程度上反映了這個政府的品味和價值觀。事實上他此話一出,我在社交網站和博客就讀到大量質疑:為什麼我要做李嘉誠?販賣平價進口化妝品和二手奢侈品的生意當中,有什麼值得欣賞?

相比之下,我更敬佩沒有把生意擴大,堅持品質和功藝的京都老店一澤帆布,這才是文化創意。友人亦向我介紹印度的Salman Khan,他不是什麼富豪,卻以一己之力利用Youtube辦免費網上教育(khanacademy.org),至今已製作了2100堂課,連真正超級富豪Bill Gates都讚好,這才是創新科技結合教育事業。

不過唐英年的問話最好還是不要認真對待,認真你就輸了,只會令討論變得荒謬。比如他上回說:「年輕人要學會妥協,否則剛愎自用加上勇往直前,最後很容易車毀人亡。」這番警世箴言,用在時為房屋及規劃地政局長卻因居所有僭建物而被屋宇署釘契的孫明揚,又或者身為環境局副局長卻把可以增加空氣對流、減少使用冷氣的「環保」露台封了的潘潔身上,比用來責難年輕人更為適合。

當下特區政府就是有一種制度上產生的病,病態是遠離群眾,甚至會公然站上普羅大眾的對立面。唐英年如是,一味只會「做好份工」,典型公務員跟(中央)命令辦事的曾特首如是。究其病因,是香港無普選,特首和司長的權力並非來自人民,官員無須向市民負責。

現時樓價高企,情況已嚴峻到了令市民感到不安的地步。一個合格的地方政府,理應積極「維穩」。其實就連內地,都知道樓價飆升,會令社會變得動盪,甚至危害當權者的管治能力。在上海、北京這些樓價問題嚴重的城市,政府更特別落重藥調控樓市,收緊房貸之餘,以行政手段限制城外人買房,又加快興建低價的保障房。

本質並無分別

今時今日,就連地產商也不敢堅持反對復建居屋,有些亦表示公屋和居屋跟他們建的「豪宅」是針對不同市場,增加公營房屋供應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意。唐英年認為年輕人應以作模範的李嘉誠,亦早在去年3月就表示,傾向贊成興建公屋,助低收入人士解決居住問題。然而曾特首就是可以完全漠視幾乎整個社會都認同增加公營房屋(不論是公屋或居屋)的共識,堅持不復建居屋,亦沒有增加公屋供應的計劃,死守他那個用公帑進一步推高私樓的「置安心」計劃。

唐英年也許說得對,香港沒有什麼地產霸權,地產商就如各行各業的商人,不過是一般的唯利是圖,有錢賺盡,他們與為最低工資而呻吟的茶餐廳老闆,又或者唐司長推崇的莎莎和米蘭站,在本質上並無分別。真正的地產霸權,是源自特區政府對樓價向下調整的極端恐懼。因為董建華的「八萬五」詛咒,要自認是「看守政府」(曾俊華語)的曾蔭權拿出打擊樓市的措施根本是妄想。

他為求保住私樓市場不跌,甚至竟然敢說,如將預留給私人樓宇的土地改用作興建居屋,樓價會因(私樓)供應減少了而進一步攀升。如此顛倒供求因果,說穿了就是要迫使低收入的基層市民與中港兩地的炒家站在同一陣線,繼續支撐着瘋狂的樓市。

原文刊於2011年5月27日信報副刊〈城市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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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文】尋根問底不怕洗腦

政府要搞「洗腦」的國民教育不是新鮮事,諮詢文件的第二頁就列得清清楚楚,由2001年開始已一步一步的做。最初訂宗旨、列目標,然後作修訂、編指引,將國民教育列為中小學的必修科。

香港既然已回歸,要下一代認識國家,加強他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本是無可厚非,理所當然。然而文件出台便遭學者教師定性為「洗腦」,執着的當然是近代國情的話語權。

思想教育遊學團

有報章亦就文件的字眼做了具體的比較,2008年還是公民教育課程的架構是要高中生「以理性、多角度和批判思維,認識祖國現今面對的挑戰和機遇」,最新的諮詢文件則改成「以宏觀及中外比較視域,探討中國歷史重大事件;以客觀去理解國家由內外交窘邁向改革開放的奮鬥歷程,體會當中的憂患、掙扎、進步及成果」。「客觀」尚可代表「理性」,有「宏觀及中外比較視域」也大概等同「多角度」,「公民」與「國民」唯一的分別,是後者缺失了「批判思維」。聽起來的確教人不安。不過官方文件能如此老實,也不是壞事,正好讓大家有所警覺。

關愛基金早前說要資助清貧學童遊學,我生平第一次見識到有「洗腦」味道的思想教育,正是來自遊學。不過當時我已不是學童,是大學的一年級了。這類收費超便宜的內地考察團各院校都有辦,向來有新華社贊助兼策動。當年投宿於復旦大學,與思想教育做得最好的模範生交流,聽他們老師的課,然後去欣賞祖國的各種偉大成就。去過復旦又去清華,據說上的跟香港高級公務員參加的學習班內容是一樣的。實情這種統戰活動,早年台灣也有辦。到畢業那年,同學們終於不想再貪廉價旅遊的便宜,自己策劃考察團去新加坡,去看他們的交易所和房屋部門。

香港政府為了「打好份工」而推出國民教育,我是比較不太擔心的。雖然國民教育將會由小學就開始,但最初還不過是唱唱國歌,展示一下神州大地的丰姿,如果課程有能耐令下一代多喜愛華夏的文物文化,多知道各省市的風土地理,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說實話,我的同輩或現在的八十後,大部分都不喜歡回內地,對內地人有着無知而造成的偏見和歧視。

要洗腦並非容易

那些叫大家放棄批判思維的愛國教育,起碼到中學才教。內地搞思想教育幾十年,成效大家有目共睹。今天全國國民相信的既不是國家亦不是黨,而是比西方更甚的資本主義。只要香港仍保住言論和資訊自由,傳媒和老師做好本份,對於能夠接觸世界各地資訊的香港學生來說,要洗腦並非容易。就算我當年認識到的復旦清華模範生,私底下其實亦是陽奉陰違。如果為政者真的想要向國民洗腦,即管讓他們嘗試一下,要是老師把當代的國情說得過分漂亮,又或者婉委歪曲,除非你有能耐把謊言說到底,否則學生不難有天會覺悟真相,當天的被愚弄反而成了一種防止思想病毒入侵的抵抗力。

無謂指望唯命是從的官員會放棄搞國民教育課,不過也不要低估年輕人求真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學生有沒有批判思維,關鍵不在於字眼有沒有寫入官方文件內,更重要的是作為家長、老師和傳媒的成年人有沒有說真話的習慣。中國的憲法不是寫明國民享有人權嗎?中國的法律不是說公安機關不可以不提證據無理羈留國民嗎?教育局長說要「洗肚」,難道就不算有病嗎?更多的成年人會為各種利害而不去追問這些問題,年輕人反而毋須為生活賣賬,你敢跟他們吹噓國家今日如何文明進步,他們一定敢去質疑。中國國情確實複雜,有機會教反而令他們有機會去思考,總好過像現在的中史課,初中難以獨立成科,高中報讀人數減半。不讀中史,不認識中國,什麼國民教育都是空談。腦根本不用洗,因為本身就是空蕩蕩。

原文刊於2011年5月13日信報副刊〈城市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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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不上

有很多事情我都跟不上。

離港一週,深刻了解到很多事情原來已不斷在發展,而我一直沒有跟上。或者應該說,有時是我有意停下來,不想跟上去。例如數月前電視播《天與地》,我便完全沒法跟上,甚至去到後期,有點反射式的抗拒。為此寫過一篇抽水文章來交稿,寫完自己再讀都覺得討厭。我討厭那些全城熱話。

然後帶著疲憊的身驅回港,竟然有記者邀約訪問,問我對那個全城熱話的新電視節目的意見。

我可以有甚麼意見?我當初甚至以為這是慣性收視台的新劇集而已。當然我在fb知道那個節目的名字,大概也猜到內容為何廣受談論。這些我是明白的。如果有可以把節目名寫出來,到訪本網誌的人數亦會大增,不過我就是抗拒,所有人都談論的事情,我就是沒法投入,例如孔教授,例如簡體字餐牌,例如根本與一般蟻民無關的小圈子政治,我只感到荒謬,但我實在不懂要站在哪一邊才叫有智慧。

所以我常常懷疑信報為何還讓我每星期自言自語一次,畢竟我能跟上的東西實在太少,跟上了的也多是無人在意的小事情。

有些東西我是自自然然跟上了,而且牢牢地記在心裡,沒有忘記,然而這並未能左右大局,我還是只能以自己的步調走我自己的路。

唯有記我可以記下而且值得記下的東西。

* * *

近年愈來愈發覺法國五月的電影部分和十二月的法國電影節並非那麼合心水。不過今年有《秋月》。這電影我寫過了一下之後,這幾年來不只一次有不同地方的朋友來信問哪裡可以找到這部電影的拷貝。現在有機會在大銀幕看到這部難得一看的冷門佳作,不能不跟大家提一下。

可能因為我寫過《康有為在大同》,導演陳耀成日前來留言通知有試映會,可惜當時身在外地。四月下旬藝術中心有陳耀成的回顧展,他的電影能看到的機會跟羅卓瑤的一樣少。

我其實也跟不上香港電影金像獎。大家在爭論Roger的演技孰好孰壞時,有朋友提出Roger其實很自以為是很涼薄,不知《桃姐》有甚麼值得感動。是的,看《桃姐》時我一點都沒有感動,反而看《那些年》時我還能勉強理解到那份青春的悸動。不過我還是覺得《桃姐》算拍得很不錯了,因為至少導演總算老實地拍出了Roger的涼薄和自我中心,桃姐也是自我中心,那個滿口英語的老人院院友梁天也是自我中心。但他們都不是壞人呀,只是普通人,人總是要到失去了才懂得懷緬,電影拍出了這份孤獨滄涼,只是讚嘆感動的觀眾未必能感受到這份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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